徽州印记

　　徽州，作为一个地域的名称，有着悠久的历史。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在此后的866年中，徽州的名称一直延用，直至198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地级黄山市时止。现在我们讲的徽州地域包括：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和黄山风景区；宣城地区的绩溪县和江西婺源县等。

　　尽管千百年来，朝代的不断变更，名称的不断变化，但徽州的地域相对稳定，这就为徽州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便利。

　　徽州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重地，“安徽”便是取安庆府之“安”、徽州府之“徽”作为省名。徽州，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文化、思想概念，在古代中国，徽州的思想家可能是最自觉地使自己的思想生活化、世俗化的。他们将那些本来属于上层社会的道德伦理原则，悄悄引入了民众的生活世界。在过去的时间里，徽州曾经的人、物和故事渐行渐远；而那些深藏于民间的历史文化记忆依旧栩栩如生……

　　古徽州四面有4座山，西边黟山即黄山，东边——白际山脉即歙县的发祥地，主峰搁船尖。黑白两山，龙飞凤舞，形成黑白徽州的格局，北方是障山，主峰清凉峰（海拔1787米），南边是耸立在祁门县境内的牯牛降（海拔1728米），位于婺源与休宁交界处的大鄣山（海拔1629.8米）、横亘在婺源西南部的凤游山（海拔675米）、拔起于休宁西北部的白岳齐云山（海拔585米），是壮丽神奇的天造画境。最为著名的当属绵亘于歙县、黄山区、休宁、黟县之间的黄山（最高峰莲花峰海拔1860米），峰峦峻峭，劈地摩天，重岩叠嶂，宏博富丽，是闻名中外的风景胜地。古徽州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居住在东边——白际山脉即歙县的发祥地（俗称南乡），主峰搁船尖。所以，也被誉为徽州的母亲山，梁武帝赞誉“新安大好山水”，其中的山，就是指横贯整个南乡的白际山脉，主峰搁船尖，是各代徽州大儒的隐居地。

　　徽州“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境内群峰参天，山丘屏列，岭谷交错，有深山、山谷，也有盆地、平原，波流清澈，溪水回环，到处清荣峻茂，水秀山灵，犹如一幅风景优美的画图。多少文人墨客对它产生了念慕之情，有的游客甚至“爱其山水清澈，遂久居”。由于徽州的山地丘陵地形与金衢盆地及杭嘉湖平原形成落差，此处的溪流大部分呈东去之势，更无形中加深了徽州与杭州的联系。

　　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在婺源溪头乡一带的乡村，自古就流传有一句话：“不慌不忙，三日到余杭。”体现了古时徽州和杭州、江浙一带的关系紧密。

　　古徽州是徽商的发祥地，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商界500多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以徽商、徽剧、徽菜、徽雕和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建筑、徽派盆景等文化艺术形式共同构成的徽学，更是博大精深。

　　徽派建筑的形成过程，受到了徽州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和人文观念的影响。这里原来是古越人的聚居地，其居住形式为适应山区生活的“干栏式”建筑。中原士族的大规模迁入，不仅改变了徽州的人口数量和结构，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中原文明与古越文化的交流融合，直接体现在建筑形式上。早期徽派建筑中典型的“楼上厅”形式，楼上厅室特别轩敞，是人们日常活动休憩之处。这是因为山区潮湿，为了防止瘴疠之气，而保留了越人“干栏式”建筑的格局。同时，由于大量移民的涌人，人稠地狭，构建楼房也成为最佳选择，但多依山就势，局促一方，为解决通风光照问题，中原的“四合院”形式又演变成为适应险恶的山区环境，既封闭又通畅的徽州“天井”。而山区木结构的房屋又易于遭受火灾，为了避免火势的蔓延，便又产生了马头墙。早期的徽派建筑形式，正是外来移民与原住民文化交融的产物。

　　明朝中叶以后，徽商崛起，雄据中国商界。致富后的徽州商人，将大量资本返回家乡，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建筑的投入。他们修祠堂，建宅第，造园林，竖牌坊，架桥梁，盖路亭，给徽州乡村面貌带来了巨大变化。由于“贾而好儒”的特点，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徽商们在建筑中注入了自己对住宅布局、结构、内部装饰、厅堂布置的看法，促使徽派建筑逐渐形成风格独特的建筑体系，使徽派建筑不仅具有实用性，还蕴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