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生：世界遗产影像奠基人

　　“建立一个概念，完成一个体系，寻找一种方法”，这是周梅生对于“世界遗产影像学”提出的学理基础。世界遗产影像学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我们该用什么样的体系去表现世界遗产和世界遗产影像学？用照相机这种光学元件记录表达人的认知和思想，最终完成的结果是影像，那么什么样的影像才算是完成了世界遗产影像学的最终概念？

　　“概念”是一个摄影家对自己所拍摄专题的定位，凡事都有一个说法，否则师出无名，劳而无功。“体系”是指对一个拍摄专题的完整解释，而不是盲人摸象，各说其是。周梅生说：“比如我对建筑的解释是‘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结果’，那么就要考虑到人对建筑的主观要求和自然对建筑的客观影响，它们之间功能的完整体现和文化表现，才能对得起世界遗产这样宏大的专题。”而“方法”指的是对摄影器材的选择，对拍摄技巧的把握。一个摄影家对宏大专题的拍摄，不同于设计师对工程项目的记录。当概念、体系、方法融为一体时，这才是一份完整的呈现。

　　除此之外，周梅生还对世界遗产影像学提出了一个关于拍摄的评判准则——文献性、学术性、艺术性。

　　文献性，是用摄影讲述世界遗产，其中包括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这个历史要求是真实客观存在的，文献就是对历史的一个证明；学术性，是提出问题、论点，寻找论据，得出判断和结论；艺术性，则是运用摄影的语言，如光线、构成、影调以及摄影器材对于上述元素的表达能力，主观与客观，意象与真相之间的关系协调，描述出世界遗产影像学的整体状态，这便是艺术性。

　　“即使有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和一定的学理基础，这件事情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一门学科从创立到学科体系的探索再到最后完成，不是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由于心底对世界遗产影像学的那份初心和完成建立学科的梦想，周梅生表示，希望能够团结一批有志于此的摄影人共同完成这项事业。

　　周梅生是一位摄影家，又不仅仅是一位摄影家，他9岁学习书法，11岁学习篆刻和绘画，至今仍未辍笔。不仅如此，他还做过美术编辑、艺术评论人、音乐策划人和摄影记者。

　　“书法从单字横竖撇捺的间架构成到词句之间的疏密疾缓再至整幅作品在章法上的分行布白，气韵意境的表达对我的摄影有着巨大的影响；篆刻在方寸之间变化万千，训练了我在摄影构图上的严谨，取景器里的观察和刻印章时对象形文字的排布，触类旁通地启发了我在摄影上的理解。”周梅生自豪地说。绘画和摄影同属造型艺术，道法相同，其意自明。

　　说起诸多艺术类型对自己产生的影响，还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从事摄影多年的周梅生感觉自己的艺术生涯陷入了瓶劲期，不知如何突破，“摄影是所见即所得，但对于一个客观的物质而言，我内心的诸多感受要用怎样的方式进行表达呢？人类的感知太丰富了，而摄影却太局限了。”此时的周梅生拾起了尘封已久的音乐研究，“音乐看不见，摸不着，但它能传达具体的情节、表达人的情绪，给人无限遐想。”在他看来，音乐的抽象与摄影的具象能够形成互补，因为这样的理解，让他帮助自己度过了那段内心煎熬的时光。

　　新华社的高级记者陈小波曾评价周梅生是位影像诗人，从小学习绘画、中国古典文学的梅生养成了深沉浓郁的文人气息。“中国古代的很多学者都是以书院作为学术理论建树和实践传播的基地，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教学体系，进而留下了许多学术著作，成为了可供后人研学的财富。例如白鹿书院、岳麓书院、紫阳书院，嵩山书院等就是这种‘学院式教学’的成功典范。”学贯古今的周梅生希望参照先贤们的教学模式，用书院式教学传承经典，创立新学，留下宝贵的艺术财富。

　　“在摄影领域，有人想攀登高峰，有人想先锋前卫，但我只想把学问做得透彻深刻。”在多年的摄影经历、生活经历后，他用独异的学养经历、独特的语言、独立的人格精神这“三独标准”对自己严格要求。

　　问及他为什么选择世界遗产影像学，周梅生告诉记者，他曾在1994年至1997年间，觉得拍来拍去都在重复以往，失去了方向。后来，他决定暂时放下摄影，不再参与中国摄影界的活动以及不再关注中国的摄影媒体，类似佛教“闭关”自省似的修行。在这不拍照的三年中，他开始整理起自己过往拍摄的照片，诸如故宫、敦煌、秦始皇陵兵马俑、皖南古民居、丽江古城、泰山、黄山等，发现所拍摄的几乎都是世界遗产题材。回顾拍摄经历时，他猛然醒悟，当时自己只是停留在客观审美上的零敲碎打，对每一个题材并没有深刻的主观认识，比如它们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学理根据和深刻内涵，其典型性和代表性都无从表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72年开始对全世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进行梳理考察研究，确定了《世界遗产名录》，这个题材本身已经具有无可辩驳的重要价值。若仅从变化万千的气象表现长城的春夏秋冬、阴晴雨雪，而忽略了长城的军事功能、经济作用、文化内涵，那么是遗憾至极的。于是，他把以往拍摄的世界遗产和中国预备向联合国申报的世界遗产进行对照，分类整理，从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分类方法中认识到人和自然的关系，开始系统地、有计划地拍摄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大专题，进而探索建立“世界遗产影像学”的可能，以学者的思维对影像做出新的解释。

　　在梅生整理世界遗产的过程中，他发现证明人类文明史存在的物质有三类：典籍、器物、建筑。现存的世界遗产名录已经增至1000多项，其中将近700项与建筑有关。

　　因此，他提出以文化属性对建筑进行分类的观点，即皇家建筑，宗教建筑，民居建筑，相对于过去以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申报时间为序的叙述方式，他的新观点更具有学术性。

　　中国建筑中规制最高，最为奢华的当然是皇家建筑，比如故宫，天坛，颐和园等；与皇家建筑相对应的，是民间建筑，比如丽江古城、苏州园林、皖南古民居、福建土楼等，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在皇家建筑和民间建筑之间，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是宗教建筑。西方的教堂、东方的庙，世界上绝大多数重要的宗教建筑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在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研究过程中，影像毫无疑问有着精准到位的优势，成为非常有效的表达方式。我们用它来解释、记录、表现世界文化遗产，这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且有其优厚的学理基础。对于文字的陈述，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理解不同，甚至对文字的翻译都有障碍。若我们书写故宫，把文字翻译成了英语、俄语、德语、日语，它会存在多种损失与误解，影响信息的准确表达，即便你妙笔生花，口若悬河，但受众的理解仍就有所偏差。但摄影却不同，它不需要过多的文字注释，语言解读，面对镜头下的一张照片，即使是国外看客，仍然一目了然。

　　比如周梅生写过一篇关于“研究故宫的城墙为什么是红色的”文章，“中国红”是怎么来的，“中国红”是什么状态？中国人对红色的描述是有不同的状态的。朱为正色，其次是赤，再次是丹，第四是绛，第五是绯，都归为红色系列，但是没办法用语言或文字准确分辨出来，影像却可以精准地表现出色彩的区别。“因此，我把摄影当作研究世界文化遗产的语言方式，‘世界遗产影像学’学术体系重要的基础语言。”周梅生说。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他是如何把握每一次的遗产拍摄的”问题时，博闻强识的周梅生回答说：“我出国前，一定会先看书，再到实地与书中的记述做一个印证。一处世界遗产，仅凭书本知识就去拍摄，一定是片面而孤立的影像表现，不成体系。在书本上得到的是一些知识，到现场之后才能有具体的认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怎么拍，这是一个多重认识、相互印证、反复修正的过程。”

　　采访结束时，周梅生引用了老祖宗的一句话，做为共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有到实际当中印证书本知识，才能完成正确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