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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中国转折的“决定瞬间”

2020-7-21 09:57/ 发布者: answer/ 查看: 113/ 评论: 0

  他被认为是法国的国宝,他偏爱黑白摄影,喜爱莱卡135旁轴相机与50mm标准镜头;他反对使用闪光灯,认为干涉现场光线是愚蠢的;他被誉为“现代新闻摄影的创立人”。他就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

1948年12月,北平,来到城里贩卖蔬菜的农民正在吃饭。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是法国著名摄影家,他从事摄影半个多世纪,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拍摄了大量精彩照片,被誉为“当代世界摄影十杰之一”“人类喜剧的报道者”。

  1948年,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摄影师,因“决定性瞬间”理念而闻名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 踏上了来中国的飞机。

  在这段从1948年一直持续至1949年的旅程中,布列松用徕卡相机见证了中国命运的“转折年”。

  在返回美国后,他立即出版摄影作品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忠实地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前人民生活的苦难。

  作为首位走进新中国的摄影师,在1958年布列松再次来华,用镜头为西方世界观察一个新生的东方大国打开了一扇窗。

  两次中国之旅,布列松对新中国进行了深刻的视觉描述,捕捉了社会中不断变化的日常生活细节。


1949年,上海,一家画像店里。


1948年12月-1949年1月,上海抢购黄金风潮,由于纸币贬值,国民党决定每人可以兑换40克黄金,12月消息传出,数以千计的人们排队等待,有十人拥挤致死。



抵达中国  就花了两个星期

  1948年11月25日,布列松接受《生活》(Life) 杂志的委托,作为特派记者,乘飞机从缅甸仰光飞抵北平(现在的北京)。一路波折,仅仅是抵达中国就大约花了他两个星期。之后他计划在北平停留12天,眼前的一切都深深震撼着这位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法国人。

  他兴奋地在北京的街头游走,拍下了很多观察到的社会生活细节,例如一名来城里贩卖蔬菜的农民正在吃饭,背后是一脸茫然的店主和空荡荡的店面——而这张照片被他用在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的封面。

  布列松本来只打算停留两周,但由于时局混乱,他前后在中国又待了10个月。离开当时的北平后,他转战上海,目睹了渡江战役解放南京。
  
  他的这次中国之旅持续到1949年10月前夕,拍下的照片忠实地记录了政局剧烈动荡给人民带来的悲惨和苦难。

1948年12月-1949年1月,被包围的上海,苏州河的运输完全中断。


1948年12月,北平,磨光加工缅甸翡翠。


1949年4月,南京,在市民的关注下首批进城的解放军士兵。由于解放军的纪律要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以这些士兵背着所有的生活用品。


1948年12月,北平,街头古董店。



决意南下  去上海 去香港

  1949年初,布列松飞赴上海,此后一直在江浙沪一带拍摄,直至9月份乘船去香港采访。他在北京、杭州、南京、上海的拍摄基本上是自由的。

  在10个月的拍摄过程中,他特别留意用影像描述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逐步建立起来的新秩序。

  《生活》杂志和一些国际顶级新闻杂志都非常重视布列松所拍摄的影像资料——强调对人的关注,照片中的人文精神和精巧的构图同等重要。

  而这套照片,也给布列松在1947年与罗伯特·卡帕等人一起创办的玛格南图片社带来了开创性的新闻摄影风格——并非基于新闻事件,而是在长时间的当地生活中,用更诗意与超脱的风格,像报告文学一样来讲述时代的故事。

  在布列松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人们疯狂地挤在银行门口,希望兑换一点黄金,眼神中充满恐慌和无助。这张照片也成为了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在这个布列松眼中的中国命运“转折年”,他客观地记录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国轰然倒台的重要历史时刻,也为学者在研究1949年前后的中国历史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影像资料。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日子里,来到南京的军阀马鸿逵。


1949年,上海,慈善机构的一群孩子等着分发大米。在那儿,他们接受教育并得到极少量的食物。这所学校是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女士建立的。


1949年6月,上海,政治集会,背后是领袖画像。



不仅仅是照片  更是重要的历史档案

  从1950年代开始,布列松的这种拍摄方式,和这种创作基调成为不少新闻记者效仿的对象,也成为新闻摄影复兴的一个开始。作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所撰写的《决定性时刻》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1958年,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布列松应我国政府邀请,访华3个月。作为首位进入新中国采访的摄影记者,他拍摄的有关新中国的大量纪实照片广受西方读者的欢迎,也打开了一扇西方观察新中国的窗户。

  同时,他的作品全部采用抓拍的方式,这对当时中国的摄影界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布列松留下来的时代影像遗产,像是一个集合着庞大数量照片和文档的宝盒,和照片一起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未出版的材料: 比如几百份原始的印刷品,所有的底片小样,布列松为每一个胶卷写的笔记,一些观点和日记,和玛格南其他成员、自己父母之前来往的书信,以及他发表的文章。

  这也是他在目睹10个月中国历史潮流与起伏,见证了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后,留下的中国社会现实的真情实感和对一些世界风云人物的看法。

  在10个月的中国之旅中,40岁的布列松终于发展出自己独一无二的新闻摄影拍摄风格: 画面里充满了“移情”与诗意,大量的镜头聚焦在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上,像做报告文学一样,为照片留下大量的文字资料。“我眼里几乎只装得下‘人’。”布列松说。而这种风格,他坚持了一生。

  2019年11月到2020年2月9日,布列松的这些关于中国的影像由布列松基金会在巴黎展出。该展览在今年下半年有计划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与中国的观众见面。

  如果布列松还在世——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对如何展示照片并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对他来说,去寻找故事的“新情节”,用镜头无休止地提问并得到回应,才是他最着迷的事。


一个上海街头叫卖者。他卖花生和中国烟,这些中国烟好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仿冒外国的牌子。在他背后是一个书店,书店的橱窗里一起摆放着蒋介石和孙中山的肖像。


国民党军队撤退和人民解放军到来的大约八天前,北平的生活是平静的。一个街头商人高兴地遇到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刚刚买了一段棉花布料。


1949年,上海,路边图书馆。


书摊。


1949年4月,南京,带着家庭的财产外出逃亡的军官,背景是数千内战难民的临时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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