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是一种带有自救属性的清欢

　　在那些袅袅炊烟的小山村里，晚霞的余晖洒落在山岭间，漾依稀看见了自己九岁以前生活的原乡。这是一个农村陷入沉寂的时代，年轻人纷纷涌向城市。漾算是最后一代出生在福建大山里的孩子，他清晰地记得那唯一一条通往村子里的黄土路，一条无法两车交会的马路，到了他的家乡罗源县飞竹镇西禄村就停止了。在村子的西北边，翻过两座大山，就到了宁德古田县界，说这个小山村是福州全境的边缘，丝毫不为过。

　　漾：我是在2010年有了第一台单反，开始接触摄影，2015年8月，我辞掉了工作，在迷茫不知该做什么好的时候，我选择了尝试全职摄影。那时候还在微信朋友圈上立了一条Flag，大概是说以后就以摄影为生之类的。没想到从此真的进入主流与秩序之外的摄影生涯，冷暖自知。

　　前前后后，我拍过婚礼纪实、婚纱，给摄影爱好者上过初阶的摄影培训，在黎明学院、工程学院做过基础摄影课的外聘老师。说实话，我的很多画面里没有太多技巧的成份，有些题材的拍摄我想直接一点更有力量，不需要太多技巧的加持，以免喧宾夺主。正如木心说的“我爱你”比“我十分爱你”更有力量。此外，我喜欢前瞻性地考虑，一张照片对于今后的回忆点在哪里，值不值得拍，要怎么拍。我想摄影师总是活在不同的时态里，永远在赴时光的局。

　　在与朋友们的交流中，我更喜欢谈摄影以外的内容，比如文学、音乐、宗教等，因为这些东西跟摄影都有共性，我们在谈这些的时候，事实上我受益的部分都会用在摄影上。我想总是纯粹地谈摄影，会迷失在摄影里。我喜欢严明的书《大国志》，这个摄影师拍摄人文类型的片子，但很少见他直接阐释拍摄意图、技巧之类的，而是从他的童年开始论述，再围绕着摄影主题展开。他的文字不是作品的直接注脚而是从人文关怀的切面来讲摄影，解读他的人生与摄影观。读者可以感受到被关照，从而顺利地进入到摄影的一个宏观的语境里，然后再去看他的照片，发觉后劲很大。可能有人觉得他拍的照片平实，好像谁都可以拍，但是去模仿着拍的时候，好像总是差一口气。相比之下，我不太把摄影技术本身的学习放在首位，我认为那是根据拍摄的需求水到渠成的。因为互联网的成熟，技术流的学习对年轻一代摄影师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

　　漾：这组作品的发想者是福州的一位音乐创作人——郝刚。他有一天突发奇想地启动了一项全然开放的行为艺术——“不然怎么办”。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任何人都能以任何方式加入到这项行为艺术中去，他对此不再下任何具体的定义，任由发挥。

　　郝刚说行为艺术，其实最根本的就在于它的思想被不断地重复，一件事你做一遍，它只是一个单纯的行为，若一个思想一直加以重复，就很可能成为一种行为艺术。在一百多位福州、北京两地的民众与艺术家以海报、主题T恤等的方式诠释了“不然怎么办”这五个字在他们生命中的含义后，郝刚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来表现这个问题——裸奔。

　　于是，他约了我，在废弃的铁轨边，在大雾弥漫的鼓岭山野拍下了这一组裸照。在拍摄前，郝刚什么都不解释，就丢了五个字“不然怎么办”给我，我只好根据自己的体会来创作。按照我的直观感受，这五个字透露着一种对人生境遇和生活现状的不满，但又不得不如此的状态。我想这是要着重表达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我在拍摄时，选择了黑白，隐去其他纷杂的颜色，让画面中精神层面的东西呼之欲出。在构图上，我选择了圆形，希望借由看似圆满实则逼仄的圆形空间来阐释那种你不得不在现世中循环打转的观感。

　　漾：在商业拍摄之余，我自己会更偏向拍摄带有心灵关怀的人文作品，比如去拍摄流浪汉等弱势群体。我武断地认为摄影是个务虚的事情，但我却希望拍摄的照片具有务实的作用，能够照进现实，对现实社会产生实际的意义。当我把街上流浪汉的作品放到网络上时，有的人看到了，就有更多人去关注他们，就可能促成了某些善意的举动，这就是社会性纪实。

　　其次，在阅读摄影专业领域的书籍以外，我也喜欢阅读摄影以外的书籍，比如木心的《文学回忆录》，比如《圣经》《道德经》等。通过摄影以外学习到的自然律去反观摄影创作本身，我不断思索这些内容与摄影的关系，零星的观念就开始融入到我的作品中去。

　　再者，我觉得在一定的审美基准上，不一定非要达成共识，因为每个摄影师的成长经历、所受的教养、精神内核都不一样，应该尊重和理解各自的影像表达。一个画面，各自表达。这也是摄影好玩的地方，摄影也应该这样百花齐放，而不是同质循环。在观看里，摄影的展览中永远绕不过黑白与彩色以及颗粒感的探讨。很多人选择了黑白和淡彩，我想是因为隐去或者弱化了纷杂的颜色，可以让画面中要表达的内在精神更加凸显；而颗粒更像是返璞归真，与相机油腻的画质相形见绌，具有一种朴拙的真实的质地。当然不是一味地选用黑白、淡彩、或者颗粒，得看什么题材，个人想怎么表达。

　　漾：这个地点是在福州马尾魁岐的福建协和大学旧址（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是现今师大、农大等高校的前身校之一。图片上的老者是民国时期这所大学最后一任校长杨昌栋的儿子杨运融老先生，也是最后一批曾经生活在协和大学校长楼里的校长家属。

　　协和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建校时崇尚西方宗教的精神。杨运融老先生是我在教会里认识的朋友，他多次希望我能带他回协和大学旧址看看，去年我带他去看了。杨老先生说，1948年，学校因为某些原因不让办学了，校长及其家属都迁出了这里，离开之后整整70年间他再也没有回过这里。这70年间，他辗转多地，后来去了非洲行医，十多年前又回到了福州生活，但从未有过回到这里走走的一个具体的由头。去年春天，我带着年近古稀的杨老先生旧地重游，到了故居，看着他回忆起他父亲的书房，他小时候的卧室、他父亲接待学生和外宾的庭院……我不禁想为他和他曾经生活的这个空间留个影。他问我“应该摆什么姿势？”我说“不用摆，就这样静静地站在窗口，像过往在这里生活一样”。一张再普通不过的照片，但我想这是一种最自然、最写实的状态。

　　漾：我好像都游离在摄影圈以外，所以线下认识的摄影界的朋友不多。福州的摄影圈子里，优秀的摄影师不少，以贵杂志上期新锐版面的受访对象——鱼子老师为例。他所拍摄的摇滚题材，以我之见，在镜头语言以及后期处理的选择上，都非常恰当，色彩关系、光线的运用等都非常符合大众对摇滚音乐节的想象。另外，福州的几位摄影师我都有看他们的作品，例如树光、凉白开、武士等，他们都在探索摄影上新的可能性。

　　漾：撇开既定的概念不谈。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区别是，纪实摄影里，画面元素的构成应该是自然产生关联的，而不是牵强地将画面里的一些元素搭在一起，作者去主观勾兑一个故事。而街拍，常常是在不了解被摄者的情况下拍摄的，这里主观性的勾兑占了比较大的比重。